艺术家的地位应该与一般人的地位的性质是一样的，无非是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艺术家的价值也与常人没有例外，每个人都有他存在的意义和一定的价值，只是价值的高低不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对价值的评定标准也不同。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去追求或实现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并且希望自身的地位和价值能够得到社会的承认。艺术家的地位与价值是受多方面的因素所影响和制约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对艺术家的地位与价值有着直接的影响。一是指艺术家所处的时代或国度，这是大环境（由国际到国内）。不同的艺术家在不同的时代，为了更好地体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就必须顺应那个时代的潮流，也必然要创作出具有那个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逆流而上者（这里主要指作品不被时代所接受）不是遭来厄运，就是落得个痛苦煎熬的一生。这里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艺术家和文学家等各类艺术家都相同，要为统治阶级服务。比如，以君士坦丁堡（也就是古希腊的城市拜占庭）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也就是东罗马帝国）与基督教教会结合的艺术，就是四世纪到十五世纪以崇拜帝王和宣扬基督教神学，同时为了巩固其贵族阶级的统治地位服务的官方艺术，又称为“拜占庭艺术”；而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所崇尚的艺术被称为“洛可可艺术”，它仍不例外地为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服务，并且对十八世纪的欧洲影响很大；虽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重要画派——“佛罗伦萨画派”改变了欧洲中世纪的绘画面貌，但是，在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佛罗伦萨，同样逃脱不了为宫廷、教会和资产阶级上层服务的宗旨。
二是指艺术家所生活的环境，这是小环境（从家庭到个人）。生活环境的优劣，也将直接影响艺术家的地位与价值。不同的生活环境下，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就反映出不同的情感、思想或不同的人生观。在人们传统观念中，凡是木匠、皮匠、工匠等带“匠”字的工种，好象都是比较低下的工作，从事这些工作的人的收入也是微薄的，同时他的地位也是比较“卑贱”的。可是古埃及的雕刻家和画家却被人看作和以上工种的人的地位相当，甚至某些方面还不如他们。因为工匠们还可以在富人家里工作，能够充分展现自己的才艺，雕刻家和画家基本上是群体工作，主要遵照国王的命令为国王和庙宇装饰等服务。要想得到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除非具有高超的技艺，并且能够得到法老的赏识，才能够有一定的地位。
总之，艺术家需要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和条件。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人民
安居乐业，生活水平提高了，渴望提高精神生活质量，对艺术品才会有需求，那么，对于艺术家来说就是非常有利的因素，艺术家的地位于价值也就能够得到体现。有的艺术家依附于上层阶级，就会使他们的生存空间非常优越，同时对艺术家的地位与价值也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我国历代宫廷都有很多书画家，并且都是艺术功底很扎实的，但是，进入宫廷以后，他们的作品就没有自己的个性了，清代的“四王”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一味地模仿古人。因为他们在生活上享用了君王的厚禄，艺术上也只有看皇帝的眼色行事，一个个也就变成宫廷里的一种驯服工具了，这也是生存环境所致吧。宫廷以外的艺术家就不同了，他们恣肆挥洒笔墨，无论如何表现自己的傲气与狂气都很自由，如在野的画家“扬州八怪”和石涛等。一个艺术家如果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社会环境所留给他的烙印仍然会在创作的艺术作品中得到反映。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八大山人，念念不忘他的大明王朝，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艺术家玩世不恭的情绪。艺术当随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艺术家的地位与价值就会有其特有的体现。
二、 政治环境
艺术与政治必然发生关系，这里所说的政治环境，主要指政治地位。从古至今，人们都清楚地认识到政治地位的作用，这就是人类之所以要争权夺利，追求“功名”的缘故，因为“权”与“利”、“功名”与“利禄”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一个人有了政治地位，其它东西也会更容易得到。而“从国家政权来说，它必然要对文化（包括艺术）制定政策，用以规范社会文化（包括艺术）活动，这在古今中外的国家中都一样。不同国家政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的管理可能采取差别很大的政策，可以是很民主宽容的，也可以是很专制严厉的。”[1]人们大概还记得董西文创作的油画《开国大典》吧？作品中的人物曾随着政权的变动和政治需要反复修改、增删。
大凡古代著名书画家，多依附于高官或有仕途经历，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占据着重要的政治地位，用现代词汇解释，就叫做“走上层路线”，也就是有了政治资本（或者说是大树、靠山）。如著名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曾在徽宗时的翰林画院任职；王维这位唐代著名大诗人、画家，官至尚书右丞，王公贵戚府第经常由他出入；“宋四家”中的苏、黄、米、蔡都担任过要职，著名书画家和文学家苏轼，做过神宗时的祠部员外郎；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曾任北京国子监教授；被称为米南宫的书画家米芾，徽宗时召为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书法家蔡襄，做过端明殿学士；号称“画圣”的唐朝画家吴道子，曾任过内教博士等。
在中国书画史上著名的扬州八怪中，李方膺、李鱓和郑板桥三人都做过县令等职。这三个画家的风格也各有不同，所以，世间又分别称这三怪为：“难得糊涂派”——郑板桥；“浪漫派”——李鱓；“笑傲轻王侯派”——李方膺。当一个人处于少壮时期，往往是血气方刚，容易不经意地表现出轻狂之举，尤其是当学业和仕途都一帆风顺的时候，更是忘乎所以，甚至口出狂言，李方膺自恃“笑傲轻王侯”就是他出入仕途的得意之句。结果会怎样呢？只能是处处碰壁，狼狈不堪，搞的心恢意冷，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然，遇到挫折有时会变成好事，逆境出英才，“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李方膺所画的梅花之所以具有坚硬与倔强的气概，就是得益于此。
再看西方艺术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就具有代表性。米开朗基罗所作的《最后的审判》是为教皇三世所作，《圣保罗的皈依》和《圣比得受难》是为圣保罗三世绘制的，《卡希纳大战》是为佛罗伦萨议会大厅所作，他还应教皇的旨意为罗马的凡帝冈绘制了大量壁画；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和《圣母、圣子和圣安妮》等，都是为米兰圣玛利亚教堂所作著名作品；拉斐尔更是得到教皇的重用，曾担任圣比得大教堂的建筑总指挥，教皇还委任他负责对罗马的文物进行挖掘工作，职务为总监。所以，他先后一直为尤利乌斯二世和里昂十世效力，梵帝冈宫殿的一系列壁画，都是他遵照教皇的旨意绘制的。汉斯·霍尔拜因的保护人就是英王亨利八世，他专为英王和他们的亲信画像。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政治环境的优劣对于艺术家的地位与艺术价值影响之大，一个艺术家政治环境优越，他的地位高的机率就多，同时他的艺术价值就更容易得到体现。
三、 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靠经济基础作为保障。艺术家也必须要依赖较好的经济基础，才能够有实力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才能够有更饱满的热情，创作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艺术作品就是艺术家生产的精神产品，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精神与物质具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没有基本的物质基础，是生产不出精神产品来的，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试想，一个艺术家如果经济拮据，生活没有依靠，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或者说温饱都没有解决，哪有钱购买绘画材料？更不会有这个闲情逸致谈什么艺术创作了。世界名画《向日葵》的作者——荷兰画家梵·高，对艺术执著追求的精神，达到如醉如痴的地步，但是终因艺术作品不能变为财富，导致一生穷困潦倒，精神痛苦不堪，不得已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国历代也有许多艺术家虽历经坎坷，仍寄情于书画艺术。“扬州八怪”中各位书画家，大部分可以说并不是一开始就从事艺术的。他们的人生追求与中国昔日的读书人一样，学而优则仕，读书是为了做官，而且有的也确实走上了做官的路。为什么到后来都走上了书画艺术道路，而且成为艺坛怪杰了呢？在这一点上，他们有别于其他的读书人。有的读书人对于仕途中的失败感到沮丧，由于心灵深处的创伤，产生一种落魄感，精神从此一蹶不振，留给他们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又非常留恋红尘的失意。有的人蜕变为凡夫俗子或庸人，有的甚至还要出家当和尚、道士，深深地陷入了痛苦的矛盾旋涡之中。可是“八怪诸人则不同，他们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这就是书画，他们之所以能由一般的才子变为奇才，就在于他们的韧性，他们在艺坛标新立异、宣泄个性、自树旗帜，实现了他们在考场、官场无法实现的人生价值的自我追求，俨然大家。施耐庵笔下的末路英雄一个个被逼上梁山，其实，康乾之际的八怪诸人大多是一个个被逼上艺坛。逼上艺坛便独领风骚数百年，这是奇迹，也是必然。”[2]八怪之一的李鱓，就是少年得志的典型。他26岁中举，29岁就进入黄城的中枢活动，出入宫廷。但是他不善“处世”，没有领悟到求媚才能求贵的仕途“奥秘”，导致他“两革科名一贬官”的三起三落下场。
无论是仕途失意，还是继续为官，对于以上这些人的书画艺术创作来说，他们还是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的，决不会象平民百姓的生活那样普通和艰难。经济基础好，当然会给艺术创作带来更好的条件，艺术家的地位与价值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也有一些艺术家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无论生活环境和经济条件如何改变或艰苦，仍然紧握手中的画笔，初衷不改，毅然在艺术的道路上跋涉，我国著名艺术家吴冠中先生，不是在面对不公的“改造”过程中，仍“偷偷地”将画具（农村地头用的纸质黑板）藏在农民的草筐里，坚持写生创作吗？尽管当时不被人们认同，但是，历史终将会给予他们（包括他们的艺术）一个最公证的评价，如梵高和他的艺术作品。
四、 精神文化需求
艺术作品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它以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特殊方式对人的思想感情进行审美教育，对人们的精神世界给予净化和丰富，使人们的精神力量得到无比的增强。艺术家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实际推动作用越大、积极性越高、先进性越强，对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贡献越大，艺术家的存在价值也就越高。反之，那些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的、颓废的东西，对社会或人类贡献小的，其存在价值就不高，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每个时代的社会现象都会面临各种变化，其中包括社会矛盾、宗教信仰、哲学思想、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因素。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会随着生活境遇产生变化，同时也会改变人们的思想、情感、愿望和理想，从而形成每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和精神文化需求。艺术家也不例外，他们运用各种材料和方式创造出具有美学价值和其它社会功能的艺术品，记录下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愿望和理想以及生活方式，所以，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艺术家的作用就是发觉过去、展示现在、畅想和引领未来。
艺术家必须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艺术家的地位与价值是靠艺术作品来体现的，艺术家的地位又取决于艺术学科的社会存在地位，艺术家的存在价值决定了艺术价值。虽然目前艺术学科还没有达到语文、外语、数、理、化那样被重视的程度，但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今天，我国正处于和谐、安定、繁荣和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人民需要艺术，这有助于艺术家的地位与价值的体现。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会影响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所以，艺术家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首先要完善自我，要共命运与人民，并且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或者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只有不断学习，注重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和思想境界，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牢记艺术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其次，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或艺术作品，对于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满足的程度如何，也将直接影响着艺术家的地位与价值。如果艺术家是“以其良好的先天资禀和优秀的为人修养品质为艺术探索创造的坚实基础，创造出了大量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极富意味的优秀艺术作品，并不断地激荡着人们的内在心灵，丰富和充实着人类的精神生活。如此，在艺术家为社会，为他人带去人间温馨和艺术享受的同时，人们也必将要回报于艺术家的。这时，艺术家的地位，也就自然会随之提高。”[3]那么，艺术家一旦为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做出了贡献，艺术家的价值也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如，大家所知道的江苏省苏州地区的周庄，原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村人家，只是因为画家陈逸飞周庄写生的一幅作品《双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轰动，顿时周庄的知名度享誉海内外，直至使周庄变成了旅游胜地，为周庄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陈逸飞先生有力地推动了艺术的发展，为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工作作出了贡献，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孙美兰著：《艺术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68.
[2]丁家桐著：《扬州八怪全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5.
[3]梁 玖著：《艺术概论》[M].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15.
（本文发表于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商场现代化》2005年第8期第241-242页）
